厦门现状

厦门的历史演化与多元魅力的城市风情

一、从“白鹭”传说到“嘉禾屿”: 宋代以前的厦门
厦门岛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始于唐代,
在千年古刹南普陀大雄宝殿前的石柱上有一副对联:
经始朔唐朝,与开元而并古;
普光被厦岛,对太武以增辉。


由此可见,古刹最初在唐朝建造,历经数千年风雨,屹立于鹭岛的秀美风光之中,见证了厦门岛千载的浮沉兴衰。但是关于厦门岛的来历有一个古老而美丽的传说,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岛上只有黑色的石头和绿色的树林,一群浑身雪白的白鹭飞到这里,爱上了这个黑色和绿色的海岛。它们在树林里栖息,在沙滩上漫步,在海水中嬉戏。这里没有别的飞禽走兽,也没有人们来惊扰。于是,白鹭成了岛上的主人。当人们第一次来到岛上的时候,看见大群白鹭漂游在水面上,就把港叫做“鹭江”,把这个岛屿叫做“鹭岛”。
厦门本为荒岛,根据考古学家在岛上找到的一些石器和陶器显示,大约距今二、三千年前,岛上始有先人在此居住生活。而关于厦门的文字记载,始于唐朝。根据《闽书》等文献资料上所载,在唐朝开元年间,福建进士薛令之辞官归居于此,唐建中二年(781年),颍川陈氏开漳三世祖陈夷入迁岛内。薛氏住在洪济山的西北,陈氏住在南面的金榜山下,薛、陈两大家族的合力开发开创了厦门早期农耕文化的历史,后世有“南陈北薛”之称。
在这些先民的辛勤开垦下,厦门岛由一个荒凉之地逐渐为世人所认识。宋代太平兴国年间(离现在大约1000多年前),岛上生产出一种“一茎数穗”的水稻良种,从此该岛被称为“嘉禾屿”——五谷丰登的岛屿。“嘉禾屿”亦即“嘉禾里”,为当时泉州府同安县所属的是十一个“里”中的一个“里”。
二、从元到明清前期:作为军事据点的厦门
清朝李惺曾写七律诗《厦门》,其中这样两句:
分控东南接大荒,八闽门户此雄疆。
山身戴石千头黑,海面粘天一气黄。
这首诗充分体现了厦门的重要地理位置。厦门地处东南,面临大海,古人说:“厦门为漳郡之咽喉”,“泉郡之名区,海滨之要地”,即是因为厦门虽僻在海岛,但北接泉州,腹地可通兴化、泉州、永春三府;南邻漳州,腹地可通汀州、漳州、龙岩三州府,包罗广大闽南地区。故而古人感叹厦门“高居堂奥,雄视漳泉”。再加上三面距海,扼金厦航道,实在是名副其实的“八闽门户”。所以,尽管厦门岛只占福建全省面积的千分之一,但是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东南海防的重要地位自元代开始逐渐凸显。
元朝时,元政府在岛上设“嘉禾千户所”。这是厦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军事机构。“千户”是“千夫之长”的意思,元代的千户所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等有兵七百名以上,中等五百,下等也有三四百。可见,此时厦门岛的海防地位已经被元朝当局所重视。
到明朝时,倭寇问题一直是明政府头疼的难题。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加强海防,在闽南地区设立永宁卫,分设左、右、中、前、后五个所,中、左而所驻扎在岛上,所以当时岛又称为“中左所”。大约在洪武十一年(1394年)建成“厦门”城,“厦门”的名称才正式出现。厦门城是为了防御倭寇而建造的,虽小却相当坚固,至今,在厦门的古城遗址仍然可以感受到当年海防前线的真实情景。
三、明末清初:中国东南贸易港口的厦门
厦门在元代时为扼东南沿海通道的军事要地,到明末清初却因海上贸易的兴起,发展成为东南沿海对外贸易交通的中心,厦门由军事基地转变为贸易港口。而厦门港的兴盛,既有其自身的原因,也和当时的环境和人物有莫大的关联。厦门四面临海,优良港湾则在西南以至南方沿岸,厦门可分为内港与外港两部分。厦门内港包括鼓浪屿相夹之海道,外屏鼓浪屿,可避西南风浪,内恃嘉禾屿,可避冬季东北劲风,港道东西出入,外沿小屿,西起鼓浪屿,东至南太武山,最宽处为八百四十码,最狭处六百七十五码,每日海潮自十六英尺至十八英尺,最高潮可达二十五英尺,这是内港部分,也就是商船停泊之主港。而外港以浯屿和大担岛为入口门户,过大担岛内样,四面皆为内陆所环抱为天然构成优良港湾。优越的港湾条件使得厦门有先天的优势成为一个贸易中心。而冥冥中,似乎历史也选择了厦门。
宋元时期,泉州港万商云集,是与埃及亚历山大港齐名的东方第一港,又名刺桐港。而此时的厦门默默无闻,还是一个偏僻的小海岛。到明朝时,泉州港因为泥沙淤塞和水利失修等问题,逐渐衰败,昔日繁华一时的港口逐渐由安平港和漳州月港所代替。
安平港原是泉州港的主要外港,明代厉行海禁,走私贸易兴起,远离郡城的安平港便成了理想的走私中心。明末,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将他的海商集团总部设在这里。他花大量人力无力治理安平港,打通海外航线,安平港贸易丛集,成为东南巨镇。到清朝初年,安平港的繁盛被划上了句点。郑芝龙死后,其子郑成功坚持抗清,于1655年放弃安平港,携带居民退守厦门、金门。少了郑氏家族的支持,再加上清军的焚毁,安平港从历史的舞台上悄然谢幕。 月港在漳州海澄镇,与厦门相距甚近。在十六世纪初,月港与安平港齐名,各国商船云集,号称“闽南第一都会”。到明朝穆宗时,月港设市,“准贩东西二洋”,成为合法的国际贸易商港,月港走向鼎盛时期。但是月港的繁荣仅维持到十七世纪初期。郑氏和明朝军队争夺月港和郑成功与清朝军队的月港争夺战,延续数十年,使这一地区的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破坏。1661年,康熙为切断与台湾的联系,困死郑成功,实行坚壁清野的政策,将漳州沿海居民悉数内迁三十里,月港成为弃土,再加上泥沙淤积,月港消失了。 伴随着泉州港、安平港和月港的相继衰落,厦门迎来了它的历史机缘,港阔水深的厦门港应运而起,取代月港成为当时整个闽南地区唯一出海口。而整个厦门港的兴起和郑成功的经营是分不开的。
郑成功以厦门、金门为根据地,率军东征,驱除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的壮举使其成为永载史册的民族英雄。厦门的兴起与郑成功的活动是分不开的。郑成功占领厦门后,以厦门为反清基地,改中左为思明州,并设立六官,建立一套行政管理制度,郑成功十分重视发展对外贸易,设立金木水火土山五商和仁义礼智信海五商,海五商总部在厦门,由山五商对内收集货物交由海五商对外贸易,进行“通洋裕国,以商养兵”的政策,一方面派遣使者前往各地,大力召集各国海上来厦门贸易;同时派出大型船队到东南亚地区暹罗、柬埔寨、马尼拉及日本等国,除了与各国之间的直达航线后,也开辟了厦门-东南亚-日本-厦门的三角航线,厦门在明郑时期郑成功的经营下发展迅速,不仅成为国内外航运贸易中转港,也成为东南沿海的贸易中心。
四、清前期厦门港的发展与繁荣
郑氏集团以厦门为根据地,使其成为重要的转口港,收罗大陆内地物质突破清政府的海禁迁界政策进行贸易。郑氏灭亡后厦门的贸易地位并未衰退反而更为清政府所重视,洋船至厦门贸易络绎不绝。
清朝海外贸易政策虽不及宋元时期的开明程度,但胜于明朝。清初海禁三十多年,此后一百五十多年,除了实施十年的南洋禁航外,基本上是开放的。康熙十九年(1680年)清政府收复厦门、金门,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九月取消海禁“令开海贸易,谓于闽粤边海民生有益”,第二年设立江、浙、闽、粤四个海关,清朝管理海关贸易的四个海关,各自有一个海关网络系统,每个系统都由总部及众多口岸组成。因靖海侯施琅的奏请,闽海关则是设在厦门。海关的设立使厦门港得到空前的发展,“服贾者,以贩还为利数,视汪洋大海浸如衽席”,国外贸易方面,则以与日本、英国及东南亚吕宋、苏禄、实力、噶喇巴各国贸易为主,国内贸易北至宁波、上海、天津、锦州、南至粤东,对渡台湾,一岁往来数次。
因台湾居民私聚噶喇(雅加达)地方,清政府认为有“盗米出洋,透露消息,偷卖船料诸弊”,康熙十五年(1717年)清朝实施南洋禁航令,禁止中国商船前往东南亚贸易。此禁令于雍正五年(1727年)以闽浙总督高其倬奏请开洋,始告恢复,前后有十年之久。南洋禁航令使厦门洋行业蒙受重大损失,但事实上这十年间厦门并非完全停止对外贸易,偷越禁洋者不一而足。清政府为防“纷杂隐提之弊”,于雍正六年设关征税,厦门成了唯一合法对东南亚贸易的口岸,厦门正式确立其国际港埠的重要起点。此后厦门港进出口的船只不断增多,以至“贸易聚集,关课充盈”,雍正十七年(1733年)厦门港每年出洋商船约有18-30艘,到乾隆十九年(1754年)时,已增至70艘,次年又增至75艘,可见乾隆前期厦门经济之繁荣。
乾隆前期,厦门港口停泊的船只“多至万计”达至极盛,乾隆二十年1755年发生洪任辉事件后,乾隆二十二年关闭了江苏、浙江、福建各地通商口岸后,一般学者认为清朝从此进入独口贸易时期,外国船只欧美各国对中国进口贸易只限于广东一口。但清政府对并不禁止吕宋人来厦,而一二地方大吏以税收和粮食的关系,尤多代夷船请准就地贸易,其他夷人为避免广州贸易的困难与重税之故,亦多转趋闽浙等地。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闽浙总督复疏请各省往来船只,必令到厦门盘验护送,此于无形中促进厦门发达,人口增加迅速。厦门志载“厦门贩洋船只,始于雍正五年,盛于乾隆初年”。即使乾隆中期对于夷商仅限于广州一口贸易,然厦门与东南亚之间的贸易仍未停止。
厦门与台湾一海相隔,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社会各方面都紧密相连。在行政上,早在郑成功时代,厦门和台湾就是郑氏的两个据点,来往十分密切。清政府占领厦门后,在这里驻扎了总兵官和水师提督。康熙二十三年(1683)年,清政府攻占澎湖和台湾,郑氏投降。第二年,清政府在台湾设置一府三县,隶属于福建省。台湾和厦门都属于台厦兵备道管辖,两地各设一名海防同知。康熙六十年(1721年),改设分巡台厦道,直到雍正五年(1727)年,才单独设立分巡台湾道。在经济上,福建沿海商人的海船,也经常往来于台厦之间。他们把漳州的烟丝、药材、杂货,泉州的棉布、瓷器等土产运往台湾,从台湾运回米、麦、豆、糖、鹿肉等。文化上的联系更是紧密,1661年郑成功以大无畏的精神毅然东征,亲率大军横渡台海,气吞河山,打败船坚炮利的荷兰殖民者,收复了被荷兰殖民者侵占三十八年的台湾,这一旷古伟业永垂青史。紧接着郑成功又翻开了历史上开发台湾、播迁闽南文化的新一页。施琅在《尽陈所见疏》中的记载,其曰:“查自故明时,原住澎湖百姓有五、六千,原住台湾者有二、三万,具系耕渔为生,至顺治十八年郑成功带去伪官兵并眷口共计三万有奇,又康熙年间郑经带去伪官兵并眷口五、六千。”沈云的《台湾郑氏始末》也有记载:“夏五月,改赤嵌城为承天府,置天兴、万年二县,……招沿海居民之不愿内徙者数十万人东渡,以实台地。”从以上史料可以看出,当时台湾居民不过3.6万人,而郑成功东渡台湾的军队、眷口、移民至少在13.6万人以上。大量的闽南移民入台,使台湾这块荒服之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随着大批闽南移民的入台,农耕文化播迁台湾,台湾生产力得到空前的发展,当时台湾农业生产十分落后,几近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粮食生产无法满足大批移民入台的需要,郑氏集团复台后立刻组织农业生产,将先进的闽南农业生产技术传入台湾。郑氏收复台湾后也十分重视教育科举。郑成功之长子郑经乃“令择地兴建圣庙,设学校于承天府鬼仔埔上,鸠工筑坚基址,大兴土木起盖。”永历二十年春正月,孔庙建成,旁建明伦堂,三月又建学院,命陈永华为主持人,以礼官叶享为国子助教。接着令“各社设学校,延师令弟子读书”,“自此台人始知学”。(江日升《台湾外纪》)
到康熙统一台湾后,大陆的科举制度已经全盘移入台湾,因而也培养了一大批台湾籍的人才。随着郑成功复台带来的大量闽南移民中,一批文人墨客也在移民高潮中纷纷东渡台湾,他们在台湾,或教授生徒,或行医济人,或建立诗社,吟诗作文,将大陆的文化艺术传入台湾。一时间,台岛气象一新,文运大振。至康熙年间,有的书院还在书院两旁配祀明末清初寓贤八人,即沈光文、徐孚远、卢若腾、王忠孝、沈佺期、辜朝荐、郭贞一、蓝鼎元。由此可见这批大陆文人对台湾文化产生的深远影响。
台湾居民除高山族外,主要是大陆汉族。根据光绪二十九年全台人数统计(即日本占领台湾第九年),操用闽南语者计230万人;客家话50万人;其他汉语4万人;番语11万人;日语5万人。根据1926年的调查统计数据,祖籍福建、广东者占全台人数的98.7%,而福建籍人又占大陆移民的80%。由此可见,福建移民最多,闽南方言必然成为台湾通语。台湾学者连横对台湾通语经过多年研究,得出以下结论:“夫台湾之语,传自漳泉,而漳泉之语,传自中土。”连横还特别指出:“郑氏居台之时,中土士大夫奉冠裳而渡鹿耳者,盖七百余人,是此七百余人之子孙,必有尚居台湾,而台湾语中之有正音,固其宜也。”郑成功东渡台湾,大量的移民播迁了闽南方言,奠定了台湾的主要语种,台湾的主要方言实质上就是闽南语。
厦门经济的繁盛带动了厦门当地的各行各业,尤其是航运业和造船业的发展,更有人“倾产造船”,造船费用数万金,且造船业所需的工匠“厦门土木、金银、铜铁诸工,率自外来;船工大盛,安其业者,多移居焉”,船工大盛,因而居民上升到16100余户,我们可以从厦门许多与造船业有关的地名,如夹板寮街、帆寮街、轱辘街、等可知当年造船业发展之盛况。
五、鸦片战争后步入近代化的厦门
至乾隆时期,厦门的贸易达到最鼎盛,然而嘉庆道光年间则渐入衰境。嘉庆元年1796年,厦门尚有洋行八家,大小商行三十余家,洋船商船千余号,后因五虎门三口并开,奸商私用商船为洋驳,载货挂往广东虎门等粗,另换大船贩夷或径自贩夷;回棹则以贵重之物由陆运回、粗物仍用洋驳载回,藏匿商行,关课仅纳日税而避洋税,以致洋船失利,洋行消乏,关课渐失,此导致厦门商船日渐稀少。同时清政府的“禁茶出口”更是导致进出口业务的洋行数量逐渐减少的主因。茶在十八世纪占中国对外输出品的第一位,福建产量最多,而厦门又是主要的出口地。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两广总督奏请禁止武夷松罗之茶,不准出洋,自此厦门海上贸易由盛转衰,洋行相继倒闭,厦门港逐渐成为国内贸易的中转港。至道光元年(1821年),洋行全部倒闭,商行凋敝。道光十二、三年间,尤其衰竭,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与英国签订《江宁条约》,决定开发广州、上海、厦门、福州、宁波为通商口岸。厦门成为五口通商之一的条约港口,外国商品大量由此输入。1843年11月2日,厦门正式开埠。
开埠之后,厦门对外进口货物主要为鸦片,棉毛纺织品、铜、铁、银等各类金属及来自东安尼亚的各种杂货。出口货物茶、纸、瓷器、陶瓷、铁器等,其中以茶叶为大宗,常年占全部对外出口的40%左右,有时甚至会高达60%。在甲午战争后,厦门的对外贸易走下坡路,这主要是因为台湾市场的失去造成的。厦门与台湾之间的贸易总值,常年约占厦门国内贸易总值的40%以上,茶叶本为厦门对外出口的大宗,而厦门出口的茶叶,大多来自台湾,当时台湾茶叶习惯运到厦门包装再运到国外,日本割据台湾后,台湾茶转为直接输往国外,厦门茶叶出口数量因而急剧下降。
闽粤先民移居海外的历史,有文献记载,最早见于宋代《岛夷志略》所载。明代中后期在安平港和月港的时代已经有东南亚移民。在三宝山的坟山墓碑中,可以见到万历年间的记录,但是大规模的移民浪潮始于近代。厦门开埠后,数以万计的契约化工从厦门被运往世界各地。尤其在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迫于西方列强压力,不得不允许华工出国合法化,从而刺激了沿海居民的海外迁移。这股大规模的移民浪潮带动了厦门的航运业,也对近代厦门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大批出国的沿海先民,日后大量的侨汇进入厦门成为当地金融业的支柱,从而使得厦门虽为最早开放的口岸之一,工业却并没有因此而发达,反而成为商业消费的主要城市,大量的海外移民是其主要原因。
六、1949年以后厦门的发展和变迁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半个月后,厦门解放。从此后,厦门进入了历史发展的又一个新阶段。蒋介石退据台湾,厦门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对台的最前沿城市。厦门这一“八闽门户,海防重镇”城市,在党的领导下开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55年建成高崎-集美海堤,长堤长二千二百一十二米,宽十九米,整座海堤用花岗石筑成。之后短短的一年又一个月后,1956年有一条海堤,全长二千八百二十米的集美-杏林海堤建成,厦门人民移山填海,把天堑变了通途。同一年,鹰厦铁路通车,这是贯穿福建省的第一条铁路,在崇山环绕的福建山区内开通这样一条铁路,凝聚了无数工人的血汗和智慧。
历史的车轮步入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年,厦门又一次获得百年良机。中华大地在结束了十年的动荡之后,开始重振旗鼓,厦门作为首批接受考验的城市,成功的抓住了历史机遇,再次腾飞。1980年,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设立经济特区。 1980年10月,国务院批准在湖里2.5平方公里范围内设立厦门经济特区,湖里成为厦门经济特区的发祥地。1981年10月15日,随着破土动工的一声炮响,厦门经济特区在湖里拉开了建设的序幕。1984年,经济特区扩大到厦门全岛。1985年,国务院批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洲为沿海经济开放区。中央1985年85号文件说,“厦门特区扩大到全岛,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是为了发展东南经济,加强对台工作,和平统一祖国大业做出的重要部署。” 1989年5月,国务院又批准厦门经济特区和岛外的海沧、杏林为台商投资区。近二十年的发展,厦门由一个小城逐渐成为现在中国沿海的标志性城市之一。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厦门对自身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06年以来,厦门开始迈向海峡西岸中心城市的道路发展。小城春秋的厦门将成为历史。厦门的定位十分清楚,就是要建设海峡西岸重要中心城市。两年来,厦门在新一轮跨越式发展中,大规模建设四大工业集中区,开始了环东海域的综合治理与建设,开始了观音山、五缘湾等国际商务运营中心的建设。为了提高土地利用率,合理规划产业布局,总部在岛内,厂房在岛外;研发在岛内,生产在岛外,在岛内外着力形成产业的集聚效应。从这个意义上说,进出岛通道的建设,改善的并不仅是交通本身,而肩负着“岛内岛外一盘棋”布局,肩负着壮大厦门经济实力的大目标。
七、厦门多元魅力的城市风情
1、厦门的台湾情结
(1)郑成功的传说
郑成功以气吞山河之势收复台湾,是中国人心中的民族英雄。而他在闽台地区的影响力,使得后世将他作为神明来景仰,把他当作厦门的守护神。相传,厦门以前常受台风侵袭,为了镇住台风,厦门市就在鼓浪屿南端的岩石上竖起了郑成功的雕像。雕像雄视东南海域,身姿伟岸。自从雕像被立起来后,台风就极少正面袭击厦门,每次预报台风正面登陆,结果都只会擦边而过,当然也有例外,1999年的一次几十年未遇的特大台风正面袭击了厦门,风力达到14级,极为罕见。而对此的说法,民间一直流传是说那年台湾大地震,台湾把郑成功请去了,所以才一天的工夫,台风就趁郑成功不在袭击厦门。郑成功闻讯火速赶回厦门,结果,由于回来得太急,他的衣服被撕开了一道口子。台风见郑成功回来了,就来了个九十度的转弯,跑了。厦门安然无恙,可郑成功的雕像的衣服上却留下了一道沟痕。
(2)菽庄花园:
菽庄花园原来是台湾富绅林尔嘉为怀念台湾板桥故居而修建的私家花园,20世纪50年代辟为公园,是颇有物色的中国近代园林,是新评厦门二十名景叫“菽庄藏海”。花园的主人叫林尔嘉,于1874年生于厦门,1880年去台湾,在台湾的台北建有“板桥别墅”。林尔嘉六岁就住在那里,林尔嘉先生1895年回鼓浪屿定居,1905年任厦门保商局总办、厦门总商会总理,发起建设厦门的电话、电灯、自来水等公用事业。 1914年任全国参议院候补议员,1915年任厦门市政会会长,对厦门的城市建设作出突出贡献,1951年去世终年77岁。
回鼓浪屿定居后的林尔嘉先生怀念台北板桥故居,就于1913年选址在这仿照台北板桥别墅参照江南名园修建花园,取名“菽庄”乃主人字“叔藏”的谐音,也有“稻菽主人庄园”的寓意。 菽庄花园分藏海园、补山园两部分,各造五景。园内有蜿蜒的“四十四桥”,仿若履波;倚山建的假山,名为“十二洞天”,迂回相通,上下盘旋,别有风趣。园内各景互为补充,错落有序,浑然一体;园在海 上,海在园中,它既有庭院小园的精巧雅致,又有浪飞鸥翔的雄浑壮观;动静对比,相得益彰,游人至此,流连忘返。

   菽庄花园集世界园林艺术十大特点中的三个最有艺术个性的特点于一园,是很难得的。第一个特点是“藏海”:就是人走在路上见不到 海,到了花园门口甚至进了门仍见不到海,一堵黄墙挡住了视线,待到转出月洞门,绕过竹林,突然“海阔天空”,取得突然见海的惊奇效果。先把海“藏”起来,而后大海奔腾聚至,引人踏海而行,来到海中的 “观潮楼”,观赏海景,真是豪情满怀。 菽庄花园的第二个特点是“巧借”:是林尔嘉把临海的坡面,海湾里的礁石,涨落的海水全部利用起 来,围地砌阶,造桥建亭,使原本十分狭窄的一个小海湾,借四周自然美景为铺垫,变成涵纳大海,颇有层次,视野宽广的海上花园。这在中国的任一个城市,任何一个公园都无法领略到如此美妙的意境和情趣,这是菽庄花园最秀人的地方。在这里可以看到汹涌激越的海浪,澎湃往返;远处的南太武,近处的担屿、青屿、浯屿,烟波浩渺、风姿绰约;前方的日光岩,英雄山乃至海沧的嵩屿角都成了花园的外景,构成一幅动感的立体画,十分秀美。 菽庄花园的第三个特点是:“动静结合”。林尔嘉对动与静的处理也颇为独到,坡面建一片假山,按地支分裂为“十二洞天”,洞洞相联,让孩子们去追玩,显出跳动出没的动景;坡边建有小亭小阁,休息观景,表现静雅的环境。海潮的流动,长桥的安卧,岸上花团锦簇,海中百舸争流,都体现了动与静的交融与和谐,匠心独具!还有林尔嘉把台北板桥别墅的小板桥也搬了进来,把眉寿堂,壬秋阁等建得小巧玲珑,采用重檐歇山顶,飞檐翘角,琉璃粉墙,小桥流水,淡雅高洁,与海色、山色、天色浑然一体。组成了风格统一的中国传统园林建筑群体,使整座花园既有江南园林的秀美,又兼闽南园林的亮丽。

(3)会中秋 去博饼
博饼,是厦门人几百年来独有的中秋传统活动,是一种独特的月饼文化,也是厦门人对历史的一种传承。相传,中秋博饼是郑成功屯兵厦门时为解士兵的中秋相思之情、激励鼓舞士气而发明的。清郑大柩《台湾风物吟》中描绘了这种热烈的场面:“夺采抢元喝四红,月月如水海天空;野桥歌吹音寥寂,子夜挑灯一枕风”。台厦同俗,说明两地的血缘关系多么密切。
  在古代,“博”是一种棋戏,后泛指赌博运动。当然,沿袭到现在,博饼不再有赌博的意味,而是成为厦门人中秋聚会的保留节目。当骰子在大瓷碗里落下,发出叮叮当当的清脆响声,当欢声笑语从人们的心地飘出,各个眼底洋溢着快乐的微笑时,那种其乐融融的感觉总是特别温馨。中秋博饼,讲究的就是一个开心,是博一个好兆头,大多数人都愿意相信,博中状元的人,一年运气总是会特别好,这当然是因为博饼活动里倾注了人们的感情寄托。所以,厦门人总是对中秋节格外重视,甚至有“小春节,大中秋”的说法。
2、厦门城市中的欧陆风情
(1)“万国公地”鼓浪屿
人们都说鼓浪屿是万国建筑博览会。确实,在这里的每一栋典雅的楼房里似乎都有一段精彩的传奇故事。鼓浪屿见证了闽南风格的民居建筑传统,记录了西方殖民主义的脚印,还可以从中看到华侨在促进中西文化交融方面的功绩,确实是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厦门鼓浪屿公地章程》和《续订公地章程》生效,鼓浪屿沦为公共租界以后,各国的传教士、领事、商人争相买地建房,掀起了鼓浪屿房地产业的第一次热潮。自1841年8月起,英军强占鼓浪屿,前后达5年之久,厦门被迫开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1843年11月,英国人首先在鼓浪屿设立“领事事务所”。1844年,又在鹿礁顶和今漳州路临崖建起两幢英式别墅,这是鼓浪屿最早出现的欧陆风格的建筑。其后,西方列强的领事官员、传教士和商人纷纷踏上鼓浪屿,抢占海边风景优美的地方,建起了领事馆、公馆、教堂、医院、学校等,使鼓浪屿沦为“公共地界”(租界)。这批建筑保留了欧陆建筑的风格和造型,连拱连廊,浑厚凝重,均有地下隔潮层和壁炉烟囱,虽为砖木结构,但外墙装饰、窗廊柱式甚为考究。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与伊丽莎白时代的建筑,至今仍在鼓浪屿保留得比较完好。 清末民初,鼓浪屿上的工部局大量出卖土地,出现了华侨投资鼓浪屿房地产的热潮。当时的鼓浪屿在外国领事团的控制下,成为不受中国政府管辖的“公共租界”和“避风港”。大批华侨来到厦门,成立房地产公司,到鼓浪屿购地置业,把鼓浪屿作为永居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仅华侨在鼓浪屿就建起了一千多幢别墅住宅,东南亚殖民地风格的建筑大量涌现,占全岛建筑总量的70%。华侨建造别墅时,将侨居地的建筑艺术风格和中国传统的建筑技艺相融合,形成了独特的中西合璧式建筑。那些参与建设的中国工匠,在实践中学会了欧陆建筑的技艺手法,自己也搞起设计,承揽工程,并在施工中有了新的创造和发挥,将欧陆风格的建筑加上闽南建筑的韵致,构成了鼓浪屿建筑中西文化交融的风采。

(2)八卦楼
八卦楼是厦门近代建筑的代表,建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总建筑面积3710平方米,高25.7米。圆顶高10米,有8道棱线,置于八边形的平台上,顶窗呈四面八方二十四向,民间就称它为“八卦楼“,它既成为海轮进出港口的标志,也是厦门近代建筑的代表。八卦楼原主人为台湾板桥林本源家族的第三房林鹤寿,原鼓浪屿“救世医院”院长美籍荷兰人郁约翰自告奋勇免费为其设计。当时,西方设计崇尚复古,郁氏也借鉴了古罗马、古希腊、阿拉伯和中国古典建筑风格的多种艺术风格,设计出这幢融东西方建筑文化于一体的独特的仿古建筑。红色圆顶是直接摹仿世界最古老的伊斯兰建筑巴勒斯坦阿克萨清真寺的石头房圆顶;82根大圆柱是参照公元5世纪建造的古希腊海拉女神庙的大石柱;柱间平托的石梁和线条,可从希腊雅典广场的赫夫依斯神庙看到;十字形通道源于希腊,后用于罗马教堂;古希腊的陶立克式和爱奥尼克式柱头装饰和压条下的青斗石花瓶,充分展示中西结合的古典美。1920年,日本占有八卦楼,挂牌名“旭瀛书院”。抗日时期,八卦楼成为难民收容所。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将其没收,曾作为厦门大学文学院的新生院。1954年,人民政府拨款重修,创办“鹭潮美术学校”,即现在的福建省工艺美术学院。1958年市科委迁入,并开办“中医学校”等。其后还有电容器厂、计算机厂、电子研究所等。1983年,拨为厦门博物馆至今。八卦楼建筑艺术精美,成为厦门的标志性建筑。
3、厦门城市风情中的东南亚记忆
(1)中国第一别墅:黄家花园中楼
上世纪20年代初,许多华侨纷纷到厦门鼓浪屿置业建房。在近20年的时间里,华侨和侨眷在鼓浪屿兴建了1000多栋别墅住宅。其中最为豪华的当推印尼糖王黄奕柱的“黄家花园”,当年号称“中国第一别墅”。
黄奕柱少时家境贫寒,学习理发,从师3年,成为理发匠。在一日为豪绅修面时,得罪了豪绅。为避祸,萌发下南洋谋生的念头。1885年,只身来到厦门,做木帆船来到新加坡。4年间,挑着理发担子从新加坡辗转印尼棉兰、爪哇,渐渐感到挑剔透担子是发不了财的,想改作商贩。后受到了一个老华侨的支持,他破釜沉舟,将理发挑子扔进大海,发誓告别过去。后来,黄奕柱果然成功了,他由行商到坐贾,再到开商行,直至后来做国际贸易,成为印尼爪哇的四大糖王之一。1919年4月29日,黄奕柱回到厦门,带回资金2800多万美金,他投资房地产,从1919年到1935年,在鼓浪屿建房160座,建筑面积大1.15万平方米,在厦门居首位。他还独建了一条日兴街。可以说,在鼓浪屿几乎所有角落都有他的房产。此外,他还投资铁路,开采矿产,并自费投建厦门自来水厂和电话公司,是厦门自来水业和电话业的奠基人。他遵照母训,捐款建设厦门、鼓浪屿的小学、中学。大学和医院,还捐助上海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及北大、南开与岭南大学等高校。
黄家花园 中楼注重欧陆风格,用料讲究,室内楼梯、栏杆,一楼及前后大走廊和户外台阶均用意大利刨光白玉大理石建造,门窗、家具、楼楹、护墙、吊顶、地板均用进口楠木制作。中楼内精雕的博古架、青铜镂花壁炉、名匠细琢的廊柱,处处显示中西结合的古典美,既具欧式别墅风采,又有贵族的华丽装饰,并兼有许多中国传统装饰技艺,是一座中西结合的以欧式风格为主的高级别墅,中楼新颖华贵,稳重大方,加上花木配衬的花园庭院,十分秀美,当时号称“中国第一别墅“。据《黄奕住传》载;南北二楼造价为七八万银元,而中楼高达29万银元,可见其豪华气派!
(2)李清泉别墅——容谷
李清泉,晋江籍旅菲华侨。1926年他在鼓浪屿升旗山麓买下地皮,建成中西合璧的三层别墅,就是李清泉别墅“榕谷”,榕谷乃是因为大门口有一株百年古榕,别墅全部由山石打造出来,宛若山谷,故名之。但是大铁门上却镶着“容谷”二字,这是不解其意的误写的。 别墅分大楼和小楼,由旅美中国工程师设计督造的,1928年竣工。其地点之好、选料之精、环境之美,在鼓浪屿数一数二。正面有罗马式大圆柱,庄严稳重。别墅庭院以多色花岗岩卵石铺成小径,形成彩色图案,使别墅显得更加秀美。庭院里种植名贵南洋杉和花木,中心为欧式喷水池,加上假山亭榭,使别墅多了几分大自然的温馨。李清泉父子是经营木材发家的,所以别墅采用名贵木材进行装饰,门窗、楼梯等均使用高级赤楠。榕谷先后住过日本兵、国民党兵和解放军。李清泉在漳州路还有两幢别墅,里面的楠木地板、家具至今仍光可鉴人。
(3)骑楼
骑楼是指楼房与楼房之间,跨人行道而建,在马路边相互联接形成自由步行的长廊,这就是近代典型的商业建筑,骑楼一般分楼顶、楼身、骑楼底三部分。
它是西方古代建筑与中国南方传统文化相结合演变而成的建筑形式,可避风雨防日晒,特别适应岭南亚热带气候,其商业实用性更为突出。在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地区的城市里,随处可见,是这个地区和城市的一大特色。1920年,厦门市政会在规划建设厦门的新城区时,以骑楼作为街市的主要形式。这些临街的商家,营业店面连着骑楼,楼上住人,家用、商用、公用合而为一。至1932年,新城区构筑起了四横(开元路、大同路、思明西路、中山路)一纵(思明南北路)为框架的格局,一直到1980年厦门为经济特区以后,这一框架才被突破。骑楼为厦门人民服务了六十年,在厦门人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八、历史文化视野中的厦门与新加坡
1、开埠初期的新加坡与厦门港
道光二十年(1832)《厦门志》卷十五《风俗志》中涉及新加坡关系的记载:“贩贾者以贩海为利薮,视汪洋巨浸如衽席,——外至吕宋、苏禄、实力。噶喇巴,东去夏回,一年一次。初则获利数倍至数十倍不等,故有倾产造船者”。新加坡海峡殖民地政府档案和百克力的《新加坡史话》也有关厦门的记载:1821年第一艘从厦门开来的帆船抵达新加坡——该船在新加坡引起风波。可见,新加坡与厦门港的之间有很久远的历史渊源关系。
历史记载中厦门与新加坡最早的经贸关系开始于新加坡开埠初期的19世纪20年代。从康熙以来,厦门作为近现代中国沿海重要的港口城市,在中国与东南亚关系中扮演重要角色,厦门市八闽门户,1684年闽海关正口在厦门设立。六年后,厦门成为唯一合法对东南亚贸易的港口,厦门也因此成为国际行的商埠与港口城市的地位。1843年,厦门作为五口通商之一正式开埠。1819年新加坡开埠,根据莱佛士发展新加坡的战略规划,急需与厦门港建立经贸关系,以获得来自厦门港的漳泉商帮的力量来发展作为东南亚自由港的新加坡。利用中国帆船的活动力量来发展新加坡的对外贸易,是莱佛士发展新加坡计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帆船不但给新加坡带来了货物,并带来了中国商人、手工业者和劳工,这些都是开发新加坡最宝贵的财富。可以说,来自厦门港的中国帆船商队在莱佛士开埠大计中的起了重要作用。
厦门港是闽南人移民东南亚的重要口岸,泉州五县与漳州十县移民从这里南下新加坡拓荒。厦、新往来对厦门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厦门人口逐渐增加,金融业、航运业和造船业也蓬勃发展起来。
2、新加坡华人与厦门的血脉联系与共同的历史记忆
(1)永载厦门与新加坡史册的陈嘉庚
陈嘉庚在闽南和海外创办和赞助了多所学校,在海内外影响非常大。1912年他开始办集美学村,先后创办了集美小学、中学、幼稚、师范、航海、水产、商业、农林、国家等专科学校和厦门大学。1919年,他又着手创办厦门大学。厦门大学成为中国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由海外华人创办的大学。周恩来说过,“陈嘉庚先生早年曾经参加同盟会,赞成‘恢复中华,创立民国’的宗旨。别人做不到的,他做到了,倾资兴学就是其爱国主义的最为难能可贵的表现。”此外,还兴办医院、图书馆等社会公益事业。他一生倾资兴学、赤诚报国的义举,深为海内外人士所敬仰,曾被毛泽东主席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在新加坡陈嘉庚也积极倾资兴办教育,自1911年开始,陈嘉庚即在新加坡先后创办了五所华校,亦捐赠不少款项予两间英文学府。如爱同小学、道南小学和南洋华侨中学,还有莱佛士学院等。
目前世界上唯一展出华侨历史的博物馆——独具特色的厦门华侨博物院,陈嘉庚先生主持创办,并由侨胞和归侨捐款筹建,1956年动工,1959年5月正式开放,分为“华侨的产生和发展”、“解放前华侨的悲惨遭遇”、“华侨同侨居国人民的友谊”、“华侨对祖国的贡献”、“华侨社会的过去和现在”、“华侨政策的回顾”等六个部分。陈列着许多华侨、归侨赠送的文物、工艺品以及标本资料。
集美的鳌园是陈嘉庚亲自筹划建设,始建于1950年,1960年竣工,总占地面积8511平方米。整体由入口建筑、柱廊厢壁、纪念碑、“博物观”照壁、嘉庚墓、拜亭及展墙组成,系一座二十世纪闽南石构建筑的精品之作。园内集中了闽南石雕作品658幅。题材涉及重大历史事件,工、农、渔、牧业生产,名胜古迹,历史故事,名人题词等,内容丰富多样,雕刻技艺精湛,富于民族特色,是陈嘉庚“寓教于游,寓教于乐”教育思想的集中体现。 陈嘉庚故居——归来堂,是一座别具风格的单层建筑,建于1962年,面积4000平方米,取白石砌墙,绿瓦盖顶;是具有闽南特色的代表性建筑。内有厅堂和十多间厢房,厅堂正中安放陈嘉庚的石雕坐像,并悬挂和排列着郭沫若撰写的对联和全国侨联公祭陈嘉庚的悼词。如今,在故居两侧,又建起了陈嘉庚先生平事迹陈列馆。陈列品主要以图片、图表、实物为主,形象地介绍了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的一生,有珍贵的文物及仅存的《集美陈氏族谱》等遗物。
正在“申遗”的厦门“嘉庚楼群”与NTU的华裔馆, “穿西装,戴斗笠”、“燕尾屋脊”的建筑特色,反映了厦门与新加坡的历史血脉联系。
(2)厦门大学:承载厦门与新加坡华人共同历史记忆的舞台。
新加坡海峡华人林文庆,任职厦门大学校长十六载、鞠躬尽瘁,为厦大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指出中国现行的教育制度存在缺陷,主张引进欧洲的科学和文化。同时,提出国学,推崇儒学,厦大经费不足的时候,林文庆三次南下募捐经费,并且在厦大的前几年,林文庆是不收薪水的。
陈嘉庚是厦门大学校主,林文庆作为厦大校长。他们都希望厦门大学走区别于传统教育模式的道路,陈嘉庚亲历了当时中国教育制度的缺陷,林文庆受陈嘉庚利他主义——“天下为公”的精神所感动,陈嘉庚赞许林文庆是千百万华侨中最特出的一位,对西方之实用科学及中国文化伦理精神皆有透彻了解,对林文庆这种难能可贵的忘我博爱精神盛赞不已。他还说:“在南洋数百万华侨中,而能通西洋物质之科学,兼具中国文化之精神者,当首推林文庆博士。” “民国十年,承电召文庆主持校务,亦义所不容辞者;本职以来,勤劳自矢,莫敢遑息,冀有以对扬休命。” 陈嘉庚电邀林文庆作校长,对林文庆而言是一个为祖国、为民族效力的机会,同时也是他实践自己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思想的机遇,于是他欣然接受。林文庆和陈嘉庚为厦门大学并肩奋斗十六年则是当地两社群最杰出领袖携手为祖国办教育的佳话。
厦门与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南亚华人有着天然的血脉联系,这不仅使两地社会拥有共同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资源,也使厦门与东南亚华人社会在中国与东南亚区域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社会、经贸文化联系中扮演着总要的桥梁作用,这种作用将世代造福于中国与东南亚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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